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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5年 第32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5-05-15
    中国智库
    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十三五”: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方栓喜
    2015, 32(3):  1-15. 
    摘要 ( 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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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0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十三五”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环境与发展:理想主义抑或现实主义?——以法国《推动绿色增长之能源转型法令》为例
    彭峰, 闫立东
    2015, 32(3):  16-29. 
    摘要 ( 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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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环境立法一直处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抉择中。法国于2014年结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制定了《推动绿色增长之能源转型法令》。该法旨在寻求经济增长、能源系统与环境保护中的平衡,为环境立法的新方向提供了典范。针对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的“保护优先”原则需进行限缩解释,环境立法应向“管制+促进型”过渡。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中,《低碳经济促进法》应为基本法。建议该法的制定应是一部经济法,以低碳行业发展的逻辑为基础进行立法,对能源、建筑、交通、金融政策进行一体化设计,以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并实现绿色经济、低碳社会发展的行业导向性法律。
    关键词:
    网络媒体时代民主政治的“陷阱”——民主技术掩盖下政治逻辑的异化
    张文君
    2015, 32(3):  30-41. 
    摘要 ( 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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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过程与政治平等两者之间在网络媒体时代存在着冲突的可能,即民主政治过程可能损害政治平等。造成冲突的原因是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民主技术同时包含了政治与市场两种逻辑,并有可能出现市场逻辑对政治逻辑的侵蚀与替代,从而损害政治平等。通过对网络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与网络推手制造“红十字会强行募捐事件”两个方面进行数据与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网民被由利益集团操纵的网络媒体所误导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对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民主技术与民主价值、民主价值与政治过程三个方面对民主政治陷阱存在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可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为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影视理论研究
    “电影作者论”新论
    蓝凡
    2015, 32(3):  42-50. 
    摘要 (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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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特吕弗的说法,提出“电影作者”,就是为了强化导演个性,把导演个人的理念与设想带进影片之中。“电影作者论”随着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而得到扩展。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电影作者论”成为了一种电影的批评方法或策略;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理论;嗣后更成为了一种电影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但将“电影作者”当作导演是电影单一作者的等同概念,同样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电影作者论”自被提出开始,始终是从其与文学作者的相比较中来展开概念和含义阐释的,并没有认识到“作者论”对电影的这种历史性意义,因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显然,“电影作者论”的真正含意与意义一直未被发掘出来,甚至出现歧义。“电影作者论”表面上将电影导演视同为文学的作者,其背后揭示的却是对电影性的确认:电影作为一种技术的发明,从娱乐的“玩意儿”到叙事的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经过近60年的历程,才使发明电影的人类真正认识到电影的本体特性,将电影真正从西方以文字阅读为中心的传统中彻底解放出来,还电影的影像本位意义。
    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
    陈旭光, 李雨谏
    2015, 32(3):  51-62. 
    摘要 ( 1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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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下颇为繁盛的喜剧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暨喜剧电影的现实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析。以电影的“寓言性”为研究视角,以“现实文本化”和“主题寄寓性”这两个“寓言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当下中国喜剧电影中有代表性的三种喜剧亚类型的艺术特点、寓言性以及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释可知:喜剧是当下电影与现实发生关系,即“接地气”的重要电影类型,这也是喜剧得到受众喜爱,票房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喜剧对现实的折射或“寓言化”各有不同,甚至也有歪曲和扭曲,但无论是黑色喜剧的价值解构和社会缝合,还是都市爱情轻喜剧的中产阶级超现实梦幻,抑或是冯氏喜剧的世俗关怀,都是当下中国现实某一方面的影像化、寓言化呈现。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对现实的寓言化表意以及对社会中人的造梦治愈和心灵抚慰等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喜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与我们这个“娱乐化”的“大喜剧时代”产生的复杂关系。
    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
    程波, 张乐山
    2015, 32(3):  63-69. 
    摘要 ( 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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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的审查机制,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中国电影是在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社会舆论的审查中发展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管理,现行的电影审查机制对当代中国电影中诸如新生代导演及其作品的制约和规训作用不容忽视。21世纪以来,审查制度也以一种特殊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促进了中国电影类型化的进程,并在客观上引导了部分电影作品的市场化,尤其是新生代导演进入体制内的尝试。从产业政策和电影文本等方面梳理和分析这一现象,并对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进行阐释。
    文学研究
    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统计分析
    王兆鹏
    2015, 32(3):  70-81. 
    摘要 ( 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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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是34 818项。每年的产量变动不居,时高时低,低谷时段有高峰,高峰时段有低谷。总体上看,百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1901—1919)是初始起步,第二阶段(1920—1953)是缓步前行,第三阶段(1954—1981)是迈步前进,第四阶段(1982—2000)是快速飙升。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变化有两大特点:一是成果增量呈现出时段的不平衡性,总体趋势是前低后高。前三个时段成果量虽然是逐步走高,但总量较低,到了最后一个时段的80、90年代,成果量迅速飙升。二是研究热点既有延续性、趋同性,又有差异性。从时间的角度看,自从上世纪20、30年代形成个体作家研究的热点之后,每个时段的热点都比较集中,前后相继,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维、李贺和李商隐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从空间的角度看,中国内地和海外的研究集点,也基本上在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维、李贺、李商隐、刘禹锡和杜牧等著名诗人身上,但其间也有差异。内地学者偏重关注诗人,而海外学者既关注诗人,也留意小说家。
    狄更斯研究在中国(1904—2014)
    张和龙
    2015, 32(3):  82-96. 
    摘要 ( 1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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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狄更斯学术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清末民初、民国时期、建国“十七年”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在西风东渐、左翼文艺思潮兴起、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以及思想解放等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背景下,狄更斯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学术面貌。早期以小说评点与人物传略为主要批评形式,此后苏联批评模式与西方传记模式开始传入,至建国早期则出现了政治化的批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狄更斯研究逐渐摆脱“左”的文艺教条,政治批评模式逐渐被多向度、多样化的研究思路所取代。与英美近180年的“狄更斯学”相比,110年的中国狄更斯研究在理论视野上仍嫌不够深广,学术创新并不多见,但未来值得期待。
    政治学
    利益、认同与制度: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研究
    邱梦华
    2015, 32(3):  97-106. 
    摘要 ( 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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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居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的背景下,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持续生长是当前中国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加强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保证。基于单一视角的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或社会资本理论都不能全面地解释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因此,有必要在整合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利益—认同—制度”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就是居民在利益、认同和制度的混合机制作用下,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的集体行动过程。
     
    建国初期私权利的历史变化与现实启示
    段凡
    2015, 32(3):  107-117. 
    摘要 ( 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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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后,对承载着私权利内容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尊重、保护与发展,是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调动“私”的因素,是承认和赋予私权利的具体表现。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过程中,对于私权利的挤压与剥夺,并不是对社会客体的一种摧毁,而是一种维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重新尊重与赋予社会主体应有的私权利,也并不是一种回归纠错,它还是一种维新。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民福祉的增加而载入史册,并为未来提供生活的历史范例与现实启迪。
    传播学研究
    第四种力量的崛起:网民舆论监督
    助推新媒体广告行业自律
    査灿长, 孟茹
    2015, 32(3):  118-128. 
    摘要 ( 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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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新媒体广告的立法,依托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平台发布的广告,自诞生以来便处于较少管制的宽松环境中,为行业迅速发展赢得时机。但是,部分新媒体广告主自律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信息自由传播权力的滥用,虚假广告、垃圾广告、色情广告等杂芜丛生,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随着网络民众人数的增多与话语表达能力的增强,他们对于新媒体广告持续的舆论监督正积蓄为一股重要力量,与来自政府的规制、新媒体广告发布平台的内部管理、行业自律三股力量一起,共同推动广告主与广告代理公司增强社会责任感,强化职业道德水平,督促新媒体广告业走向规范的良性发展之路。
     
    有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
    变迁及发展探要
    姚朝华, 谷超
    2015, 32(3):  129-140. 
    摘要 ( 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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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工具的有效使用、思想理论的话语宣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争取胜利的重要武器。经历九十余年风雨,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不断变迁、发展,其声音也从最初青涩、零散、略欠饱满的口号、演讲、标语、政论文章,逐步演绎成系统、完整、日趋成熟的符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话语体系。通过追溯共产党的话语体系的变迁轨迹,阐析话语变迁与话语产生场域的关系,究寻话语变迁发展动力,可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当前话语体系基础上未来调适性发展的方向,以及全媒体时代、全球化环境下话语阐发及变革发展之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