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0年 第17卷 第06期    刊出日期：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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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迟福林

2010, 17(06):  1. 

摘要 ( 1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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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哲学研究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世界一流大学

陈其荣

2010, 17(06):  17-38. 

摘要 ( 2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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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众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象征。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学历的追溯，凸显了这些科学精英获奖前所受的高等教育，包括攻读与取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高度集中于世界一流大学；考察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其获奖研究工作的地点，表明他们也都高度集中于世界一流大学；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通识教育、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一体化、拥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优势学科和雄厚的师资队伍等基本特征，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造就和培养创新人才的独特模式与机制，描述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是如何一步步被酝酿、塑造出来的；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就当代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缘由、面临的主要问题、存在的差距和实现的基本途径等，进行了较为充分地讨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的名牌大学或重点大学所存在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国际通行的可比性指标上，如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年均发表的论文数、论文被引用数、科研经费数、师生比例等，还表现在教师中享誉国际的一流学者和学术大师稀缺、特色和优势学科不鲜明、鲜有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以及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等方面，更突出地反映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机制和管理模式上，如办学理念的缺失或失守、角色定位的单一化（一味搞“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导致同质化现象，使学校失去各自的特色）、管理模式的行政化及办学自主权的缺乏等。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机制、管理体制诸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兼与宋伟先生商榷

周忠厚

2010, 17(06):  39-48. 

摘要 ( 1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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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在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文章中为了反驳董学文先生的论点，把“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打成“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此论有很多理论上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实践有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分。而存在主义的提出者之一的海德格尔，其政治身份乃是纳粹党高层，他希望在哲学上领导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鼓吹用战争战胜“英美民主”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他主张用形而上学支持争夺世界统治；他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宋伟先生主张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进行后形而上学的对话和境域融合。从理论上讲，海格尔没有资格也不配和马克思进行对话和融合。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会容忍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形而上学改写”。

影视理论研究

“前现代”寓言、类型拼贴与泛亚语境建构——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的主题学分析

聂伟

2010, 17(06):  49-58. 

摘要 ( 1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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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电影是韩国当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们同步参与了韩国当代社会文化与民族集体心理的现代性转型，也形成迥异于西方经典宗教电影的表现主题与泛亚美学特征。根据主题表现度对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进行分类，可以概括其三种美学特征：高纯度宗教电影的寓言化特征；宗教题材的通俗化处理；现实语境中围绕宗教信仰的国民性反思。作为泛亚地区面对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缩影，韩国宗教题材电影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主体性与情感价值，其多元发展的美学形态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野。

高科技对电影美学的影响与冲击

杨新宇 高太梅

2010, 17(06):  59-68. 

摘要 ( 1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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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发展一直是与科技的进步紧密联系的，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对作为艺术的电影产生巨大的影响。电影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科技进步相伴相生。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科技对电影的影响更加明显，对传统的电影美学也带来了一定冲击。数字成像技术使得电影假定性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突破了电影所受到的物质现实的制约。2009年被称为“3D元年”，但目前的3D电影无论在影像、表演还是叙事层面都带来了美学上的退步。影像数字化越来越使电影成为一种语言。高科技不仅对大屏幕产生影响，小屏幕也受到其影响，手机电影的出现，使电影体裁得到了开拓。

传播学研究

当前西方基督教网络传播态势及其研究视野

许正林 贾 兵

2010, 17(06):  69-84. 

摘要 ( 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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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使用网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宗教在线研究最早应该在1995年，其中主要是对基督教网络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抽样与统计、内容分析、量化对比、田野调查和采访等。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基督教网络传播的工具空间、基督教网络组织形态、基督教网络移民、基督教抵制网络传播、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权威、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虔诚、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修辞、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身份、基督教网络传播与宗教价值等九个方面。这些研究通过对照线上宗教和线下宗教，认为权力、权威和控制问题已经影响到宗教团体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在线活动在信仰和实践方面正在挑战传统宗教。

文学研究

徐火勃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 ——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陈庆元 于莉莉

2010, 17(06):  85-92. 

摘要 ( 1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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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火勃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火勃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图像性的减弱： 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刘奕

2010, 17(06):  93-103. 

摘要 ( 1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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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语言学研究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介

2010, 17(06):  104-117. 

摘要 ( 1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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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语言（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已做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因为，蕴含于语言符号之中的权力问题，已构成当下诸多与语言有关的学科（比如翻译研究、社会语言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在诸多研究者中，福柯、布迪厄显然是研究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人物。约翰·汤姆森主持编译的《语言与符号权力》又无疑体现了布迪厄关于语言与符号权力的主要观点。在该文集中，布迪厄不仅深入地探讨了符号权力这个概念，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语言作为政治实践在建构、维持权力以及灌输知识与信仰方面的运行轨迹。

从人体词语的意义分布 看语义的认知性

黄碧蓉

2010, 17(06):  118-125. 

摘要 ( 1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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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称之为语言元概念的人体词语的意义系统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人体词语意义的整体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原则的作用，头部词语、身体词语和内脏词语派生能力强弱不同，呈现出由强至弱依次递减的规律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意义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以相似性和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和转喻两个基本认知途径而实现的认知义。这也进一步验证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的形成是人类隐喻、转喻认知思维的结果的多义性理论。普遍规律性往往伴随着个体差异性。我们注意到，“心”、“heart”是人体词语的一个特例。该器官虽然是内隐器官，但是转义众多。通过特别聚焦分析“心”和“heart”这个个案的意义分布情况，我们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意义不仅根植于经验基础，也受制于文化模式，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和文化模式基础之上的认知义。因此，研究语言的意义若能从认知的视角出发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更好更有效地把握整个意义体系。

法律学研究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 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瞿琨

2010, 17(06):  126-138. 

摘要 ( 1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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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